□ 彭 鹏

 

对大律师沈万山，孙中明觉得他是个杀人不出血，吃人不吐骨的人。而且他的老大沈一山，又是国民党的现任县长，故而是畏而惧之。

孙中明从小读过私塾，在为人处事中处处不忘中庸之道。他原本不叫这个名字，觉得中庸之道是保身之道，生怕自己离开这个处世良方没法活，就改名叫中明。他的家境不算太丰，但还有四十五六亩地，不愁吃穿。虽然名称上是自种自收，但他自从当了乡长后，就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腿不湿水了。家里绝大部分的农话，都是不花钱，请人帮工，顶多花点饭食钱，真是花小钱得大实惠。老百姓对国民党和当官的刻画的脸谱就是：“县长盖洋房，区长盖楼房，乡长盖民房，甲长两头忙，户长叫冤枉”。孙中明认为，这样盖楼砌屋太显鼻子显眼睛了，所以他一直住在砖墙茅草盖的房子里。他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没有反对过，反倒认为这事有些小油水可捞。国民党的附加税花样繁多。他接到县区里的通知以后，总是在附加税上再附加点，塞进自己的腰包。对保长们在他已经附加过的附加税上再弄点鬼名堂，他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抱着井水不犯河水，大家都过得去就算了的态度。对乡长这个位子，一些地主们都想有个维护他们利益的人上台，因而你争我夺，谁也当不成。可孙中明善于周旋，各方俱不得罪。地主们在他不大妨碍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任他把这个乡长当下去。老百姓明知他捞了些油水，但总觉得他还不算过分，没有胡作非为，所以也就不说什么。有人退一步想，如若把已经填饱肚皮的人换掉，来一个饿肚子的人上台当乡长，老百姓会格外吃不消。

民运队要到他乡里，他事先已得到余区长的通知，不过他颇费神思。按照过去的经验，县太爷下乡，那等于皇上出朝一样，是要地动山摇的。平时衙门差役们到了乡里，都是吹胡子瞪眼睛的，除酒饭招待好外，还必须在背后塞些钱钞。民运队会怎样？这个名称，孔孟的书上从没有过，连辞源上都查不到，这些人是什么官，当什么差，而且还要住在乡里，这该怎么办？过去当官的鱼肉乡里，可没常住在乡里呀！

孙中明猛然想起，这些人来了，住在哪里合适？回家和老婆商量一阵，家里房屋还算宽畅，铺盖俱全，住三五个人是不成问题的。可总觉得这些人住在自己家里不妥当，万一国民党回来了呢，那就有口难辩了，到时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但眼下是共产党的天下，如不好好地安排，就怕吃不了兜着跑。他左琢磨，右推敲，最后决定还是去请教一下宋老先生和沈万山律师，看看他们有什么吩咐。就是今后出问题，也好有一个退路，有个推托。

孙中明先跑到宋泽夫家里，告诉宋老先生说，余区长来了通知，县里要派民运队来乡里，好像还要驻扎一个时期，先生您有什么吩咐，看怎么安排？

宋泽夫听完孙中明的话，心想：这明明是件很好处理的事情，又是你乡长分内的事，怎么不合乎寻常地来向我讨教？他一眼就看穿了孙中明的心思，此人对共产党能否站得住脚还心存疑虑，想脚踏两条船，为自己留条后路。但他并未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是说：“共产党是抗日爱民的，来了，你就好好地接待嘛！生活上按照他们的吩咐办吧！”

走出宋老先生的大门，孙中明又向沈大律师家走去。他一边去，一边回味着刚才宋先生的几句话。虽说是一些不提具体方法的场面话，但对“共产党是抗日爱民的”这句话，他反复在心中咀嚼了几遍。抗日，我是拥护的。至于爱民，怎么个爱法？他联想起和余区长的第一次见面，人家余区长并没有因为自己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而冷漠他，一见面就跟自己谈得很热乎。就余区长这待人接物的态度，这种处世之道，就让人感动，就值得效仿，但他对民运队来乡里的目的仍然不放心。不管怎么说，自己在国民党时代干了五年，没发什么横财，小细水还是不断向自家流的。他们来了，自己怎样才能“稳坐钓鱼台”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