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快到了。说一段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位拾荒老人的故事。

这老人姓陈，小陈庄人。当年看外表，小个、黑脸、白发、长胡，足有六十出头，其实才五十有三，他原本有个很好的工作和理想的家庭。早在1956年，大字不识的父母硬是节衣缩食，将已老大不小的他培养成庄上少有的初中毕业生，又好不容易给他“谋”了个民办代课教师职位，娶了妻、添了子。可这人天生有个“毛病”：肚子大，一头盆糁子粥灌下去，拍拍好像还未饱。加之他“肚量”又小，眼里掺不得半粒砂子，由此埋下了他人生的祸源。

他教书很认真。在那每天“四两六钱”（粮食）的岁月里，有些教师吃不饱，上课便像应差似的，椅子上躺躺，蚊子般哼哼，而他坚持规规矩矩站着，勒起嗓子喊着，学校里一些公益劳动他也抢着做。这一来，食量更大，家中粮食一月接不上一月，豆饼、皮糠不断线。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他去学校查看门窗，途经生产队场头，忽见粮仓里有电筒亮光，扒开门缝一看，原来是几个队干部在私下分粮。几个干部同时也看到了他，慌忙邀他进门，让他也扛一麻袋回家，千万莫声张。而他却嚷嚷着甩袖而去：“我可不吃这昧心之食！”队干部气得将他当“眼中钉”，终于在一年新学期开学前，向公社要来名“国办”教师，名正言顺地将他挤了。

做教师，有头有面，妻对他还比较客气。自丢了“饭碗”，妻对他已有埋怨，扛大揪，吃得又多。“田鸡要命蛇要饱”，妻不可忍让了。小家庭为“他吃多、你吃少”常爆发战火。没办法，他承认妻的建议：分而食之。两眼灶给他一眼。可怜他，做了农活再烧饭，为了多挣几个钱换吃的，从此便起早睡晚，操起了拾荒的“第二职业”，小日子虽平静了些，但家中没一点温存，他干脆远走他乡，边乞讨、边拾荒，成了一个被抛弃的孤苦的流浪汉。

又一年，他拾荒拾到东海边，这里是广阔滩涂，人烟稀少，几户新移民“人色”也好。在大伙帮助下，他找来几根杂树棍，用拾来的塑料薄膜，盖起了一个“滚地龙”定居下来。让他欣慰的，他的已上初中的小儿子，从路人的嘴里听到有关他的消息，趁一年放暑假，特地从几百里外的家里“摸”来，说什么要带他回去。他喜颠颠地到几里外的小镇上买来一块肉，铲了长在门前的几棵菜，美美地烧了一大碗，含泪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吃下去。

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他回来了。“尽管那娘(他心中还有气)对我态度好了些，但我见到她已没了感情。”他还继续拾荒，他说他自己已吃了不少苦，一定要培养好儿子。

老人拾荒真聚了不少钱，小儿子考上了大学，费用全是他给的。只可惜他老两口始终硬不硬、烂不烂的，孩子毕业那年，他又闭上了双眼……

如今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人的“肚祸”已成为过去。但我还是沉重地补写上此文，算是对这坎坷老人的祭，也算是对那段让人心悸的历史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