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为百味之王，更是人类生活与生存的必需品。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 许慎《说文解字》释“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是说卤和盐同属一种物质，两者的区别在于，卤是自然形成的，而“盐”则经过人的加工而成。食盐的种类很多，有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早期的人工盐，主要有海盐和井盐两大类，而资源丰富、易于开采的是海盐。

煮海为盐，始出夙（宿）沙传说。相传，夙沙燃火煮海水，忽见跑来一只野猪，其追之。待回来时，鬲中水已煮干，见白晶，味咸而鲜。此而传开，人们效仿，煮海为盐。左树珍著《中国盐政史》载：“世界盐业，莫先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此海盐所由起。煎盐之法，盖始于此。” 在我国，史籍中散见夙沙煮海为盐，“夙沙”或是一个人、一个氏族，抑或是一个部落。

黄海之滨的盐城，煮海为盐，先秦有之。这里煮海为盐规模而作，起于汉代初期。汉班固《汉书·晁错传》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岂发乎？”鲁迅文集《汉文学史纲要》中《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上说，晁错，颍川人。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迁为御史大夫。晁错削吴云：“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说汉朝立，高祖刘邦封其侄子刘濞（前216－前154）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汉·司马迁）这里是海盐的绝佳产地，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收益归吴国，具备了“国用富饶”的经济实力。

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建议朝廷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王刘濞起兵广陵（今扬州），纠集六位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兵叛乱，后得以平定。煮海为盐，此时的盐城，盐业兴盛。

因盐而兴，因盐而得名。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朝廷将古射阳县东部，靠黄海的地方划出，始建盐渎县（渎，运盐之河），后盐渎更名为盐城县。这里秦汉时“煮海兴利，穿渠通运。”唐时淮南盐场“甲东南之富，边饷半出于兹。”（《史记》）盐渎之地，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之多。至唐高祖武德年间，盐城的盐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年产盐约在45万石左右。盐业兴，盐城兴。《新唐书》对盐城的等级评价标为“上”，地方志则称之为“剧邑”。

“盐城，本汉盐渎县，州长百六十里，在海中。”（唐《元和郡县志）》临海的盐城，煮海为盐，成为国之出海的重要门户。唐代薛仁贵东征，在盐城留有“铁柱潮声”的遗址。大将尉迟恭在西溪海边建起了海春轩塔，以便了望海疆。煮海为盐，奠定了古代国家经济命脉和地位。唐代始，历朝在盐城设有盐池（井）监。宋代西溪盐仓监，本为一个小官位，却走出了人才通达的奇观。《宋史》曰：“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任盐官坐镇“天下第一盐仓”，三个西溪盐仓监，后都成为了北宋的重臣。“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范仲淹一首《至西溪感赋》五言诗，说的是前任晏殊和吕夷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一方，造福百姓。宋乾兴元年（1022），范仲淹（989—1052）西溪盐仓治水，率众修筑了范公堤，抵御海水倒灌，保卫了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也保住了近海的盐场。范仲淹的学识与伟绩，助其后也做到了朝廷参知政事。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为民立命，一脉相承。东汉建安七子之陈琳、宋丞相陆秀夫、明代著名书法家宋曹的故里在盐城。厚重博深的人文资源，爱国与深明大义，典定红色文化的根基。新四军重建军部在盐城，唤起蕴藏在民众之中抗战的伟力，铁军精神放光彩。抗击日寇，民族解放，这里共有248个红色遗址，有128个以烈士命名的乡镇和村居。“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今日的盐城，仍然是全国重要盐产地。煮海为盐，盐城至今保留有场、仓、灶、垛、亭、团等与煮海为盐相关的地名700余处。古镇“东淘”（意为向海淘盐），曾拥有九坝十三巷七十二座半庙千家店铺，现今保存25万多平米的明清古建筑群，是苏北保存最完好的两淮古盐场遗址。

海盐文化与红色文化与精神，深深地植根盐城这片热土上。煮海为盐。盐城，汉朝赐姓为“盐”。它传递着从古至今博大精深的文化与文明，见证了华夏最优秀基因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