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古到今历来重视植树造林，《礼记》云：“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意思是说：春暖花开之时，便是植树造林的美好季节，也是至高的道德行为。

在我国，植树的历史源远流长，2500多年前的《诗经》就记载有人们植树的情况：“树之榛栗，椅桐梓漆。”说的是卫文公徒居楚丘，始建城市，打造宫室，种有榛、栗、椅、桐、梓、漆。那时人们植树既是美化环境，更是方便使用。当时，在黄河流域较大规模的果园里既有种桃、李、枣等果树的，也有植桑树的。先人把桑与梓栽在墙旁宅边，以供养蚕，维持生活，并作为遗产留给子孙，促进了当时桑业的发展。

古人勤于植树，因为植树不仅可养人之德，还可鉴人之性，愉人之乐，因而激发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意，他们常在躬亲实践的同时，对喜爱的树题诗吟咏。植树之趣，便蕴藏在这“树海诗林”之中。

东晋陶渊明，辞官之后，过起了潇洒隐逸的田园生活，种花养树成了生活的日常。归隐不久，他便在自家门前种了五株柳树，自号“五柳先生”。“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从这些描述居住环境的诗词中，可窥见他对植树是多么的热爱。

唐代悲情诗人杜甫，一生背负家国情仇，颠沛流离，内心的悲苦甚于常人。而他只有在植花种树之时，内心才能得到短暂的欢愉。于是，他每到一地，家的附近总会种上一些草木，以此缓解他内心的压抑。“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写的便是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有时，杜甫受生活所迫，穷困潦倒到无钱买树苗时，甚至不惜拉下脸面向邻人讨要。“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就是其生动的写照。由此可见，植树已成为杜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继杜甫之后，白居易对植树的痴迷更甚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他的诗词中可窥见一斑：“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其所种树木品种之多，范围之广，非杜甫所能比，他是将植树造林当大事和发展远景来实施的。“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白居易所秉承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伟大植树理念。

而白居易的植树理念，在苏轼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苏轼将植树造林当成了一个巨大工程，并付诸了行动。他在杭州任职期间，曾主持筑起至今闻名的西湖长堤——苏堤。为后人呈现了“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间柳花”的美妙景象。直至千百年后的今天，苏堤依然在西湖上横架，而“苏堤春晓”也成为了“西湖十景”之首，深受人们的喜爱。

古人的植树情结，深情又饱满，植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清荫绵长。在古诗里植树，植下的是绿色的种子，收获的是情深意长。栽种绿色，也种下了对生活的美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