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习俗中的年热闹喜庆，但父亲过年总是过得另类。

一年，父亲因为工作滞留在了单位，从除夕一直值班到初七。家人知道后，替父亲抱不平。父亲却乐呵呵跟我们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先生讲，“过年本来没什么深意义，随便哪天都好”，所以除夕夜照旧写作和翻译。1926年除夕之夜写了《厦门通信(三)》；1932年除夕给朋友们书写条幅；1934年的除夕之夜，翻译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少年别》。鲁迅先生还经常利用除夕编辑一年所写的文章。他在1925年除夕之夜，编成了《华盖集》；1933年除夕之夜，编成了《南腔北调集》；1935年除夕之夜，他生前的最后一个除夕，他继前一天编完了《且介亭杂文》之后，又编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除写作、翻译、编定集子外，鲁迅先生在除夕还整理日记，结算书账和计划工作。

父亲说，过年就是为了放松和休息，哪天放松下来可以彻底地休息，哪天便是年。别人过年长一岁，我过年不仅年龄长一岁，知识还增长一大截，双倍收获，应该知足才行。听父亲这样一说，我感觉他并不孤单，心里便坦然了许多。

母亲85岁那年冬天，身体不适，父亲担心春节来家里拜年的亲朋太多，影响到母亲休息，便想了个办法，春节当天紧闭大门，在大门上贴了一张大红纸：“过年好，春节在家闭关修行，请来客止步。”

我见父亲此举太不通情理，便建议他，打开大门欢迎亲朋四邻，由我负责招待，他和母亲在卧室待着即可。父亲坚持闭门谢客过个安静年。那天，母亲在卧室里躺着，父亲坐在一旁给母亲读报，我们兄妹则坐在客厅，读书的读书，看报的看报，一家人过了一个书香年，倒也舒服惬意。

父亲的另类过年，也是跟钱钟书学的，钱钟书也喜欢在春节看书。有一年春节，有位权威人士前来给他拜年，可钱家人都在读书，见有人敲门，钱钟书便前去开门。客人站在门外说“春节好”，正准备跨步进门，钱钟书却只露出一道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然后就关上了门。客人非常不高兴，说钱钟书书呆子不近人情。事实上，钱钟书和夫人正在读书、写作，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和安排，不想被别人打断思路。不管对方地位有多高，钱钟书都会拒之门外。父亲说，只要平时对亲朋友善，乐于助人，便不必在乎繁文缛节。

春节是个节日，也是个日子，回家过年有回家过年的乐趣，坚守在单位，也有工作的收获。传统习俗中的年热闹喜庆，另辟蹊径的过年也有其意义。不管如何，父亲总能从名家的春节中找到出处，并乐于接受和名家同步的年，这种豁达乐观的过节精神值得学习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