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初放，推开窗子，一股烤红薯的香甜味扑鼻而至。临街处，陈家老伯随女儿从乡下来到了城里，做起了烤红薯的活计。他说，那是一种生活的乐趣。进了城，烤些红薯，既打发时光，也方便百姓生活。每一天清晨，老伯准时来到街边，守着那火热的薯炉。

红薯，又叫番薯、甘薯、红山药、地瓜、薯芋、山芋等。一般认为，是明代广东虎门人陈益于1582年从安南（今越南）引入红薯。又据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载，明代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伦，“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于1593年初夏，始得渡海，航行七日，从吕宋（菲律宾）带到福建厦门，闽地人因此称之为“番薯”。红薯曾是我国早年百姓的主打食物之一。那时粮食不足，红薯便成了补充。红薯种植，一年一季。它不挑土壤，随处都能生长，而且产量高，又富有营养，“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明·谈迁）。

红薯种植，方便易行。扯几条蔓子，切成小段，种在地里，很快生根，也串起蔓子。它的绵绵绿意，给人以坚韧意志。汪曾祺曾写下：一九四六年夏，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滞留在一家华侨公寓的楼上。忽然发现了奇迹，一棵绿芋，就生长在阳台的煤块上。没有土壤，更没有肥料，仅仅靠一点雨水，长出了碧绿的叶子，微风中高兴地摇曳着。他说：“在寂寞的羁旅之中，看到这几片绿叶，我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喜欢。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并不夸张地说，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来到了上海，汪曾祺果真有了好运气。1752年，扬州八怪之一的兴化人郑板桥辞官归隐，来到一水相依的盐城任教谋生。“闭门品芋挑灯，灯尽芋香天晓。”想必先生白天教书育人，晚上构思作画。守着炉火，烤个薯芋充饥，透过诗墨芋香，能见大画家生活窘困里的豁达胸怀。

红薯的食法很多，可水煮，可炉烤，可晒成薯干，还可做成地瓜粉丝等。于红薯，明代《枣林杂俎》曰：“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收获时节，取晒了半月的山芋，煮熟后稀软，咬破皮，吸一口，甜如蜜。将山芋洗净去皮，剁成块，加入大米、小米或麦麸同煮，是最爽口的稀饭。用山芋粉做成的粉条，与肉同烩，鲜美可口，营养极佳。红薯虽然有多种吃法，当然最令人喜欢的要数烤红薯了，那是又面又香又甜。

在我国，红薯的广泛种植，与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烤红薯，早已深深地扎入了人们的味蕾。在它的香甜里，有着华夏儿女共同美好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