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家养的鹩哥竟会声声吆喝：“卖大米哟——”这映照“粮丰人欢”的趣事儿，让我好一番惊喜，也使我不由想起当年“缺米挨饿”的苦难岁月。

我今年80周岁，记忆可算从新中国成立始。长工出身的父母，“老底子”粮食就不宽裕，“统购统销”时，村干部又动员其卖了“过头粮”。这一来糟了，次年开春，家里粮食不够吃，只好顿顿煮稀粥，还常常伴有南瓜叶、榆树叶、苦菜等。为了逼母亲煮顿米饭，正在上学的我和哥哥暗暗商量，拼命多喝粥，让大人感到煮粥并不比煮饭省粮。哪知，这天真的想法并未能改变母亲既定的“决策”。因为有几把米和野菜加一锅水毕竟能让全家人“混”一顿，而几把米煮饭无论如何也不好“分配”，这也是母亲无奈痛心的“举措”呵。

进城读初中、中专，不知怎的，粮食格外奇缺，尽管国家照顾学生，每天也只能供应大米六七两，这对于一个肚无油水、正在长身体的“半桩子、饭缸子”来说，日子可想而知了。当时学校实行的大灶伙食，人人统一“3、2、3 ”，即早晚3小碗粥，中午两小盏饭。那碗，小得比酒盅大一点点，又基本没什么菜肴。白天，两节课上不下来，晚上不等自修结束，便饥肠辘辘，肚子饿得前心贴后心。上街买吃的？学生既无钞票，更无粮票，唯有忍饿睡觉。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学校囤在外面的豆饼，经常被我们学生夜里起床去偷吃了。那脏兮兮的硬疙瘩，咬在嘴里似比今天的五香牛肉干还可口。

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参加工作后，还是饥不饱食。长年的煎熬，让我和许多人一样，患上了浮肿病，人瘦得像刀背。没条件补充营养，政府发的抗浮糕（其实就是皮糠饼）便是最好的补品。一次，乡下父亲来看望我，我见老人家浮肿得比我还厉害，便将仅剩的几块饼硬塞给了他。乡下粮食更紧张、生活更艰苦啊……

我的回忆被鹩哥“卖大米”的动人喊叫而拉近。是啊，自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粮食连年大丰收。家家五谷丰登，粮店、超市各种粮豆应有尽有，城里踏上门“卖大米”的吆喝声不绝于耳，难怪鸟儿也要为这大好形势歌唱。

面对饭桌上丰盛的菜肴和香喷喷的大米饭，作为过来人，我实在感慨万分，既为国家、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而高兴，也为如何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业稳步增长以及节约粮食而思索。“不忘饥饿”，应该铭刻到每个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