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肺炎耗上了。

先是在大队卫生室看病打针。那时，治疗肺炎最有效的药物，是青霉素。做皮试的时候，我很快就有了过敏反应。由于顽皮，无意间我还碰了一下80万单位的青霉素小瓶子。一会儿，我本不红润的嘴唇竟然厚了起来。按发展趋势，倒有可能变成“猪拱子（猪唇）”。好在，丢了药瓶，过敏反映很快过去了。

不能用青霉素消除炎症，让五爹爹着急得直搓手。大队卫生室一共三个人。驼背五爹爹年纪最大，是负责人，挺威严，不怒自威。平时，我们一帮小把戏（小孩）看见五爹爹总会躲得远远的。不仅怕五爹爹让我们吃药、打针，他还会一手推着滴着药液的粗壮针筒，边弓腰回身，一双犀利的眼睛扫描过来，我们那个小孩能不害怕呢？

青霉素不能用，只好用其他的药代替，疗效很不明显，我的肺炎总不见好。于是，父亲每天总领着我去卫生室，开始是搀着，后来是抱着，再后来是背着，打针早把屁股打成‘马蜂窝’了。后来，五爹爹看见我，老远就戏谑开了“‘顾酿（躺）洋’又来了！”那时，五爹爹不是在卫生室门口打扫，就是忙着煮针头纱布。看了几天，我的病情总不见好转，人反而越来越没精神了。

“老汉啊！”庄上的人，总是这样亲切地叫父亲名字中的最后一字，或者“老汉”，或者“汉队长”（父亲是生产小队的副队长，大抵比工分员的地位和威信稍微高一点）“我看还是带孩子到公社卫生院看看吧。这一天天日里夜里咳嗽哄哄的，还不时发热。不能拖了，孩子的精气神也不如开始几天好了。九、十岁的孩子应是狗也讨嫌的样子，怎么倒像个搭趴狗了？”连着打针吃药几天后，看着父亲背上病恹恹的我，五爹爹劝父亲赶紧带我去公社卫生院看医生。

其实，父亲和母亲也决定要带我去卫生院了，只是那时家里六口老小，仅靠父母挣点工分，养活我们姐弟四个。家里的经济实在不宽裕，父亲便下不了决心，带我去卫生院看病。经五爹爹一批评，父亲立即背我去卫生院。

从大队卫生室到公社卫生院路并不远。平时，我们玩耍捉迷藏的时候，一溜烟功夫就能从西边卫生室跑过来，隔河就看见公社卫生院了。河上是一座木质桥，桥面是两根碗口粗的木棍，桥桩也是八字叉着的树棍，整座桥还是三接头，用铁丝绞着。人走在桥上面晃晃悠悠、咯咯吱吱的。那时，我还没有学会游泳，胆又格外的小，怎么也不敢像其他孩子那样左歪右扭就能过了桥。每次，我只能隔河兴叹，看其他小伙伴到卫生院去，将捡来的蝉壳在中药房里换成了一小袋一小袋甘草。我的甘草自然被他们从中短了“厘头”。

父亲带我去卫生院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的伏在父亲的背上。父亲的后背宽阔、厚实。父亲背着我，两向无语。走过桥，除了父亲的脉动，我感受不到一点摇晃的感觉。小时候，偶尔和父亲睡在一起，还可以感受父亲后背的温暖，可现在，我的热度传递到了父亲润湿的汗衫上。父亲后背给我十足的敦厚和安详。

到了卫生院，医生们为我拍片做胸透，化验大小便和血，检查我的血象，详询我最近吃药打针情况。医生们根据检查重新为我制定诊疗方案，又经过几天的挂水吃药，终于治愈了我的肺炎。

为了节省住院费，那几天，不记得父亲背着我多少次来来回回走过那座木质桥，带着我去医院看病，而我没有一次感受到父亲哪怕一次趔趄。甚至好几次挂水回来，我已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安心地睡着了。

医生再次拍片说我炎症完全消失的那天，久锁眉头的父亲终于在医生面前露出笑脸。回来的时候，父亲又一次背着我走在木质桥上，河里一趟鸭子正在戏水，我觉得父亲过桥的脚步，就像鸭群涉水那么轻快。有了精神的我，在父亲身上一手拍着背，一手指着趟鸭开心地要和父亲说话。父亲却说，“以后不要再做‘酿洋’，不要生病，这样健康、开心多好呢！”听了父亲的话，我一下在父亲的背上沉默起来。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也已整整十年了。通往老家卫生院的路早修筑成平坦宽阔的水泥路，河上的桥也是坚固敦实的水泥桥了。每次路过这座桥，那年父亲背着我一次次走过木质桥的情形，总会一幕幕汹涌的来到眼前，恍若昨天。如今，那个背着我过桥的父亲，早已与我阴阳相隔，唯有梦里还能伏在父亲宽阔而厚实的背，那是多么温暖、多么安全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