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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08日

烈血忠魂

——盐都区百年革命烈士传略(四)

【编者按】 红色热土,英雄辈出。盐都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以来涌现了许多革命烈士,拥有悠久的红色传承和丰富的红色资源。特别是1928年中共盐城县委成立之后,盐都的革命斗争进入崭新阶段,勤劳勇敢智慧的盐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红旗,勇往直前,英勇奋斗,争取解放,谱写了一曲曲雄壮激越、感天动地的革命颂歌,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增添了亮丽色彩,为盐都大地留下了许多熠熠生辉的红色遗存、荡气回肠的红色故事,也给盐都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本报陆续刊登盐都区百年革命烈士传略,以飨读者。

 

 

黄炜烈士传略

(1921~1943)

 

黄炜,原名黄家德,安徽省肥西县官亭乡拐洋村人。1921年10月2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因其父黄启敬长期在外谋事,以帮闲账房为职业,很少照顾家庭,主要靠其母亲童孝先操持家务,抚养他兄妹7人,生活并不富裕。

黄炜排行老二,因姐妹多,上学很迟,12岁才入私塾读书,17岁考取众新小学。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喜独立思考,成绩优异并练出一手好字;他性格刚毅,遇到不合理之事,敢说敢顶,对旧社会普遍存在的以强凌弱常鸣不平。他同情贫苦,助人为乐,风雪之日,经常驮幼小同学爬沟越岭。村上有一放牛的穷苦小孩,无条件入学,他知其求学心切,就利用课余和假日,教他看书识字。他善良正直的品德,从小就得到乡亲的好评,称其为好孩子。

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随即渡江北犯,合肥失陷,祖国土地被践踏,同胞受蹂躏,加上土匪横行,民不安生。大别山一带的土匪绑票,将黄炜及其弟黄家安绑去,残酷毒打,他任打不屈,不讨饶,不承认出钱,并对其弟说:“打死就算”。后来家里卖了田将他们赎回。愤怒的火焰在他胸膛燃烧,黄炜暗暗发誓:“不当亡国奴,坚决走抗日之路。”

1938年9月,黄炜背着父母毅然到霍山县管家渡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安徽省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直属第二十工作团,深入霍邱广大农村,以演唱等形式,宣传抗日,组织募捐,慰问前方将士。是年秋,黄炜利用回家探亲之机,动员同学童远久、童立谋等人参加工作团,投身抗日。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摩擦,暗杀抗日志士。大别山区首当其冲。此时,工作团在霍邱住不下去,即转移到河南的永城、夏邑等地,坚持抗日活动。不久,工作团奉命解散,一部分团员秘密转移到我抗日根据地。黄炜在党组织的影响帮助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淮北路东地区工作。

1940年10月中旬,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黄炜于抗大四分校毕业后,随刘少奇率领的干部大队,冲破层层封锁线,进入盐城,后分在盐城县一区工作。先后担任大孙庄乡党支部书记、区委委员、区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盐城县一区位于盐城南郊,东临串场河,西界冈沟河,南至沙港河,北达蟒蛇河。下辖20个乡、8个镇。由于地处城郊,是一长期为国民党牢牢控制的区域。尤其是日伪以重兵侵占盐城后,在一区中心大孙庄和丁家垛、耿家伙等地安设据点,妄图一举“伪化”全区。地方上的汉奸、特务、土匪也纷纷出动、助敌为恶。为了保存实力,相机打击敌人,区署和区委机关转移到西南杨家舍。黄炜则在太平乡商家庄、蔡家舍一带,坚持边区对敌斗争。

黄炜关心群众、尊重群众,善于和贫苦农民交朋友,深受群众爱戴。

1940底,黄炜奉命到一区开展工作,他首先专程到上柴乡拜访了农民刘俊春,还在一次乡的士绅会议上,请刘俊春讲了话,动员士绅们借钱、借粮,帮助安排穷苦农民过好春节。他为什么先拜访刘俊春?还得从他去一区工作之前的11月中旬说起。那天上午,一区上柴乡农民刘俊春和刘保玉进城给人家磨粉,行至耿家伙,发现军队岗哨,被要求挑马草送至宝塔旁部队驻地(今市大会堂处)。哪知马草送达后,受到一位年轻长官的热情接待,招待了午饭,叙谈了家常,临别时,还给每人挑草工资四角(超过做粉的两天工资)。他们激动得掉下了热泪。回去逢人就说:“从未听说过这样好的军队,从未见过这样的好人”。接待他们的这位好人,就是他们还不知道姓名的黄炜同志。后来,当他们日夜思念的好人,突然来登门拜访,又如此器重他,长工伙计出身的刘俊春感慨万分。从此,他们成了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知心朋友,刘俊春成为黄炜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1941年春,黄炜等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借粮、减租减息、赎田的斗争,一些人谣传:“新四军是红眼睛绿眉毛”“兔子尾巴长不了”,弄得有些农民群众对我军心存戒备,不敢接近民运同志。2月,在地藏寺召开的乡农救会成立大会上,黄炜先绕会场一周,然后对大家说:“我是新四军,你们看一看,我是不是红眼睛绿眉毛?”逗得全场哈哈大笑。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新四军是我们人民的子弟兵,穷人的大救星”“你们是我们的知心人。”由于他的工作方法灵活,态度平易近人,很快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工作也更加顺手了。先后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发展了党的组织,组织了自卫队,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在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时,他发动群众纺纱织布,实行生产自救,对文化水平低的乡村干部,他教他们识字、学文化,改进工作方法,为地方培养了一批民运工作队,使党的组织在群众中生根立足。

黄炜立场坚定,敢于斗争,临危不惧,连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1941年8月,在日伪“扫荡”的紧张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原地斗争,夜间常常摸进敌据点附近的杨家坝、郝家庄向党员周同庆、郝老五了解敌情,研究对策;去胡家桥拜访上层人士吴顺余、唐子玉,教育他们保持民族气节。吴唐二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积极支持抗日。

1941年秋,太平乡刘伯福伙同沙沟伪军贩卖枪支弹药,要价每支长枪大麦10担,每颗子弹大麦10斤。黄炜得知后,连夜组织伏击,一举缴获长枪13支,充实了我们的武装。

1942年秋,日伪企图从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进行“清剿”,推行伪化。欲从盐城,经大孙庄、瓦屋庄,至大冈修筑一条公路。为粉碎敌人这一阴谋,黄炜和区长谷必成,敌工科长陈少健、铁群等同志商量了对策,率领13人,携带武器,化装混入民工中间,假装筑路,当伪区长夏维邦(又名夏振亚)与一帮伪军巡查到七花坟附近时,发起突然袭击,当场击毙了伪军多人,活捉夏维邦,并将其当众处决,沉重打击了日伪的气焰,使敌人的筑路计划被迫中止,振奋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是年秋,永新乡伪乡长黄贵清,勾结日伪,为非作歹,欺压群众。黄炜决心拔掉这颗钉子。他和刘俊春乔装农民群众,脚穿草鞋,深入到敌据点附近伏击。在黄贵清屋前的桥上与他相遇,当即宣布了他的罪状,为人民除了一害。

1943年夏收时节,伪军增调两个连驻守大孙庄据点,伺机出动抢粮。黄炜坐镇太平乡,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一天早晨,他得悉伪军要经杨家伙、商家庄,到徐马庄抢粮,立即布置太平乡民兵加强防卫。自己带领联防队和县执法队几个同志埋伏在商家庄北的牛耳头桥附近,出其不意,伏击抢粮敌人。他多次带领民兵深入敌据点,捉汉奸敌探,扰乱敌人,吓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有效地保卫了当地农民的夏收。

是年秋,黄炜臂患肿瘤,疼痛不止,仍夜以继日坚持工作。8月7日深夜,他托着红肿的左臂,忍着剧痛在太平乡蔡家舍主持召开乡支部会。12点钟会议结束,他和通信员徐广富动身去县委开会。走了半里多路,感到疼痛难忍,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就在附近一群众家住宿休息。第二天一早,伪军出动抢粮,从南、北两面包围了蔡家舍。黄炜和徐广富立即向西撤退,至大马沟河吴大保渡口,他们跳上渡船,吴猛力一撑,船离了岸。行到河心时,敌人也追到岸边,开枪射击。徐广富跳下河游向对岸,黄炜眼看徐快脱险,自己不甘被俘,在反击后,纵身跳入河中,因不会游水沉没水底。为了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2岁。

黄炜牺牲后,遗体被安葬在界沟口。县政府于合陇堆召开追悼大会,林英杰、丁宕之、谷必成合写挽联一副:“冈沟杀夏贼,一场战斗振奋人心寒敌胆;合陇吊先驱,满怀惆怅誓酬壮志慰忠魂。”

1946年春,盐城县区划调整时,县委、县政府为永久纪念为一区人民利益而先后牺牲的区委书记潘克、黄炜烈士,决定将一区命名为潘黄区,后更名为潘黄人民公社,现为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1971年,两烈士的棺木又迁葬于乡政府所在地——大孙庄以南风景秀丽的池塘中心的小岛上,建墓立碑,供人祭扫!

 

 

朱岐山烈士传略

(1917~1941)

 

朱岐山,1917年6月12日生于涟水县二区姚庄村(现涟水县前进乡双河村),全家9口人,靠耕种30多亩盐碱地过活。

1936年,朱岐山在家乡马金圩小学毕业后,即随人往苏州谋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当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苏州沦陷后,回到家乡。1938年秋,又往泰州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春,经其舅父朱慕萍的介绍,参加了涟水民众抗日独立营,在涟西灰墩一带打游击,不久入党。后来,该部先后改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八路军——五师南进支队第三梯队(亦称淮河大队)。在此期间,他先后任班长、排长等职。1940年9月1日,淮河大队被编入八路军五纵队,10月,他随五纵队一支队南下到盐城。先后任盐城县政府警卫连政治指导员、二区区中队队长、县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十三区区长等职。1941年7月底,不幸在大冈被捕,8月初,牺牲于龙冈。

1939年春,在我党的领导下,涟水县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结婚才 8天的朱岐山,于4月3日带领家乡10多名青年和自筹的几支步枪,参加了涟水民众抗日独立营,转战在灰墩一带。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虽偶尔回家一、两趟,但都是拿点日用品就走,从不在家过宿。其妻朱会梅曾劝他说:“看你苦成这样子,叫人怪担心的,还是回来吧!”他却笑笑说:“为了穷人翻身,再苦我也不怕”。1940年9月25日,朱岐山再次回到了家,一进门就告诉朱会梅,他要和八路军一起南下,其妻一听说是回来告别的,便赶紧向邻居家借了一碗面,烧点饭让他吃。朱会梅问他:“你走了,家里怎么办?”朱岐山边吃边说:“你照应好爹妈,等赶走了鬼子,我们会团圆的。”吃过饭,他拿了点日用品,又匆匆赶回部队去了。

1940年10月15日,盐城县民主政府成立。当时,有不少溃散的韩德勤部队与土匪相勾结,危害地方。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保卫民主政权,朱岐山被任命为盐城县警卫连政治指导员。他在做好警卫县政府工作的同时,派出部分军事干部,配合县城周围的几个区,积极收编地方上的旧式武装,主要是地主武装、土匪武装和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以组成新的抗日队伍。12月,盐城县大队成立,朱岐山担任了二连指导员。

1941年1月29日,朱岐山调盐城县二区区中队任队长。到任后,他积极扩建地方武装,伍佑东面的洼滩一带,驻有一股从东台哗变出来的国民党士兵,朱岐山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与盐城抗大学生队联系,请求支援;一面带领区中队的十几名队员,直扑洼滩,他们在一座大圩子下埋伏好后,朱大吼一声:“同志们冲啊!”接着是一阵排枪。圩子里的溃兵大声叫喊:“不要打了,快派人来谈判”。朱便派了一名队员过去谈判。溃兵愿意接受我们的改编,朱令队员们卸下了他们的枪栓,将他们带到伍佑。这时,抗大学生队也赶到了,就在大王庙召开了欢迎大会,正式收编了这股武装。

二区地处海边,人烟稀少。国民党的溃兵与海匪、地痞,相互勾结,啸聚一起,沆瀣一气,荼毒人民,搞得人心惶惶。朱岐山和唐齐贤经常带领民运工作队,深入各乡,发动群众,查捕土匪。他在泰和公司洼滩分公司一带,逮捕了几个土匪,在板土地、黄坝等地,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1941年6月初,朱岐山升任盐城县抗日自卫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后,仍亲自带领队员捕捉土匪。一次,他们从降福乡抓到了5名土匪。在伍佑开公审大会时,降福乡有几十名老人和妇女受土匪亲属的拜托,来跪地求情,大会主持人唐小石有点犹豫,会场上出现了骚动现象。这时,只见朱岐山霍地站了起来,大声说:“今天,我们政府办坏人,你们为什么还求情?这几个人如果杀错了,砍我的头!”说着用手在自己的颈项处用劲地比划了一下。当即命令警卫人员将5名土匪拉出去枪决。这一行动,大煞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使漏网的土匪惶惶不可终日。一次,伍佑有两个土匪,由于分赃不均,争执起来。一个土匪讲:“我不会欺你,如果欺你,就让我遇到朱岐山!”对土匪来说,一听到朱岐山的名字,真可谓闻风丧胆。

朱岐山很善于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一住下来就要求队员访贫问苦,进行抗日宣传,他还亲自向群众教唱了“一条扁担,两筐炸弹,敌人不投降,就把他炸烂”等歌曲。朱岐山对干部要求很严格。1941年5月,在他代理二区区长期间,召开了一次乡长会议。中舍有个乡长不识字,凡事都带着一个姓陈的士绅。会上,朱发现了这个士绅,便客气地说:“今天开的是乡长会,不是士绅会,请你出去。”这个士绅走后,他把那个乡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学会自己做工作,凡事求人,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培养了李月顺等五六名干部。后来,这些干部相继被县政府选去。

1941年7月初,朱岐山调任十三区区长。为了做好反对日伪军扫荡的准备,一到职,他就积极扩大区中队,镇压了一批土匪。盐城沦陷后,大冈镇成了敌我双方拉锯的地区之一。朱岐山带领区里的部分同志,转战在镇东北部的农村。7月底,为了摸清敌情,稳定人心,他和区委委员艾侠及通信员“二侉子”来到镇上一家客栈。谁知,一个被镇压的土匪家属,与驻龙冈伪军早有勾结,时时刺探朱岐山的行踪。朱岐山等一到客栈,这家伙就派人向伪军报信。伪 32师特务营接信后,立即派郏恒勇带领耿德胜、王开全、李士杰、陆传如等伪军,身穿便衣,直扑这家客栈。担任警戒的“二侉子”,发现情况,忙鸣枪报警,可惜是一颗哑弹,未及打第二枪就被敌一枪打死。朱岐山和艾侠听到枪声,迅速向外突围,其时,朱岐山不幸负伤被俘。敌人用铁丝穿其锁骨后,将其押至龙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朱始终坚贞不屈。担任主审的伪军法处长杨作舟束手无策,伪师长徐绍南亲自出马,同样遭到朱岐山的严词斥责。敌人技穷,于8月初的一天夜里,秘密将朱岐山活埋于凤凰桥南端西河滩上。

为了纪念朱岐山烈士,中共盐城县第二区委员会(原十三区),于 1942年在茆庄的福慧庵,以“转祭”的形式,举行了追悼大会,区委书记胡特庸宣布:经县批准,从丰乐、勤稼、紫阳三乡中划出10个村,新建一个乡,命名为歧山乡(今大冈镇歧山村)。1943年,阜宁县芦蒲新四军阵亡将士纪念塔落成,在盐城县牺牲的地方干部的墓碑上,刻上了朱岐山烈士的名字。

 

(来源:区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