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色热土，英雄辈出。盐都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以来涌现了许多革命烈士，拥有悠久的红色传承和丰富的红色资源。特别是1928年中共盐城县委成立之后，盐都的革命斗争进入崭新阶段，勤劳勇敢智慧的盐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红旗，勇往直前，英勇奋斗，争取解放，谱写了一曲曲雄壮激越、感天动地的革命颂歌，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增添了亮丽色彩，为盐都大地留下了许多熠熠生辉的红色遗存、荡气回肠的红色故事，也给盐都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本报陆续刊登盐都区百年革命烈士传略，以飨读者。

 

宋泽夫烈士传略

（1872 ~ 1943）

宋泽夫，原名殿康，字润，泽夫是他后半生的名号。1872年，生于盐城县宋村（秦南镇宋村），五岁失母，六岁丧父，幼年赖伯父翰西抚养课蒙。少年时代，受业于西汉张名儒俞墨子，孜孜钻研经学、训诂学。1885年，赴淮安岁考，名列第一。当时他目睹清政府昏庸腐朽，外患频仍，人民灾难深重，乃有革新之志。1906年，他毅然放弃科举仕途，考入南京宁属师范，钻研新学，时与淮安周实丹相识，结为盟友，立志推翻帝制，同年改建本村宋氏宗祠为基点学校。宁属师范毕业后，又创办小学于沙沟，竭力宣传革新。1919年，他支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积极团结有志之士，分析各种社会问题，主张新学，采用白话文，提倡剪辫发，反对缠足，鼓吹民权。他首先在本村创办亭湖中学，传授新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同时在报刊上发表大量鞭挞旧世界的诗文，他公开把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共政策斥之为“民不堪命”，把国民党统治斥之为“乌天黑日”的世界，痛斥“青天白日哪里去了？”他一篇篇寓意深刻、入木三分的杂文，锋芒毕露，铁笔铮铮，嬉笑怒骂，泼辣幽默，无情地抨击了蒋介石政权，震惊并触怒了反动统治者，因而宋泽夫招来了反动政府的明文通缉和特务监视。但他毫无惧色，始终信守自己的誓言：“头可杀，不可磕；腿可断，不可屈。”表现出韧性的战斗精神。

1940年新四军到达盐城后，他挺身而出，欢迎新四军，担任盐城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共商抗日大计，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1942年，他年逾七旬，仍在原地坚持对敌斗争，反“扫荡”、反伪化，站在除奸第一线，不避艰险，并具必死之决心，写下“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12个大字，预嘱家人，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正气。

同年3月18日不幸被日、伪军所捕，他争辩敌营，从容不迫，不为所屈。后敌人施以怀柔政策，用“德高望重”的赞语恭维他，许诺他当县长，宋泽夫严词拒绝，并斥责敌伪之罪恶，汉奸之无耻。在被押回盐城遭羁绊时，他坚如磐石，对伪政府送来的“苏北行营顾问”之聘书和特殊聘金，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归来治伤期间，负痛伏案，抢时间写作《被俘记》，整理旧作《呆子吟》，提倡节气。当年他以德隆望重，被举为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副参议长，因蒙难时受伤，病势严重，移住时杨庄静养，凡有来探病者，必叮咛告诫：“一条路，共产党！”直至病危弥留之际，还猛击板壁频呼“抗日，杀汉奸！”1943年12月10日下午4时长辞人世，享年72岁，归葬宋村。

宋泽夫先生逝世后，党和人民隆重追悼这位爱国老人，《盐阜日报》发表社评，高度赞扬他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和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盐城县政府还将盐城县中学改称泽夫中学，以志纪念。1985年春，盐城市郊区政府又在宋村整修扩建他的陵园。同年秋，江苏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将他的事迹列传编印。

宋泽夫先生一生著作甚多，曾有《宋泽夫言论集》和《谣谚集》问世，后有散佚。1982年，在他逝世四十周年时，盐城县政协经多方搜集，编辑了《宋泽夫遗著选编》，遗著主要选自当年盐城《新公报》编辑出版的《宋泽夫言论集》和亭湖中学语文补充教材，共收有杂文33篇，诗1首。这些诗文记载了他毕生追求真理，反抗邪恶的铁骨丹心，表现出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抗日战争时期的盐城县委书记、原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程委员会副政委周一萍，在这本书的《代序》中写道：“他的遗著，对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来讲，是一本生动的教材。”这些诗文不仅在当时盐阜地区革命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人们也是极好的教育。它在盐阜革命史和文化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诗文的思想内容能鼓舞广大人民，具有强烈的战斗作用；还由于诗文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能深深感染着读者。陈毅同志称他为“苏北的鲁迅”。其意除了褒奖他的诗文的思想价值外，还赞誉了诗文具有鲁迅那样的艺术风格。

宋泽夫言行一致，从诗文到行动，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先是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和独裁专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家又坠入了黑暗之中，日寇乘机占领东北，国难愈趋严重。他用隐晦曲折而又不失其犀利的笔墨，如匕首，似投枪，直刺敌人心肺。他在《国丧》一文里公开把国民党“双十”国庆节写为“国丧”。他愤慨地分析道：“拿政治方面说，黑暗如故；拿经济方面说，恐慌更甚；谈到什么思想行动什么方面，还不是通通和从前一样？”最后用尖锐泼辣的语言写道：“总而言之，中华民国，除掉这块金字招牌，什么可庆的事体都寻不着，只好说是国丧罢了。”全文剖析深刻、鞭辟入里。在题为《青天白日哪里去了》的一文中，尖利地讽刺国民党政府，把“青天白日，弄到旗子上面去了！”因而“中华民国，除掉这面旗子而外，却从何处再去寻着青天白日？”写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对反动势力横眉冷对，毫无惧色的态度跃然纸上。

1930年，款产处主任刘承运、十二区保卫团团总江幼梅专与土匪勾结，无恶不作，他连续写了《文武二圣》《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江案讯了》等文章，揭露了当局不处置。他在《一家哭》中写道：“警告法官，牢记范仲淹先生所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在《再来谈谈文武二圣》一文中又写道：“法律即是活的，大家何苦不多弄几文，储蓄着，预备着，得快活，且快活，等到吃官司的时候再说呢？反正是非无定凭，天下无真理也。”

另外还在《谈谈命案》一文中愤怒地写道：“法律，是不是不及于豪强？请有以语我来！”这些杂文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对官府不抗日救亡，反与土匪一鼻孔出气的丑恶行径作了有力的鞭挞。

他无情地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反对同室操戈内战。

“九一八”事变后，他忧心如焚，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秉笔直书，连续在《新公报》上，发表了十多篇杂文，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作于1933年3月的《聪明亡国》中，他运用大量反语，对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进行抨击，文中写道：“北上！北上！抗日！抗日！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这是多么聪明啊！沉默救国，不要叫苦，先安内，后攘外，还有什么长期抗战，整个抵抗……这种种有时代性的救国方略，老谋深算，钝眼人哪里得知？这又是多么聪明啊！”

对蒋介石政府的“救国方略”的反动实质揭露得痛快淋漓。在《默》一文中，他指责当局的“和平手腕”“亲善政策”，实际上是“当屈服则屈服，得妥协便妥协”“对内则取断然手段，全神应付，不遗余力”。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向帝国主义妥协，却把枪炮用来镇压抗日人民的真相。

在《恶五月》中，他把签订塘沽协定这个日子称为“国耻”之日，文中说：“统计起来，一个五月，不超三十一天，要是把这些新新国耻，统同编为纪念日，那么，一个五月还不够哩。这是恶到什么田地！这是恶到什么程度！”

他在诗文中除了对卖国政府做了有力的抨击外，还怒不可遏地斥责了汉奸。“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发表《喜鹊》（《盐城俗话第 71则》）一文，文中用了比喻手法，“报喜不报忧”的喜鹊来比喻汉奸。他严厉地呼吁：“我要警告”，要“对于‘喜鹊噪’大大的下一个警告！因为它‘报喜不报忧’，是一味呢呢喃喃讨人喜欢，是现任的‘汉奸’，是候补的‘亡国奴’而失却本来音调也”。

这些诗文气势恢宏，锋芒毕露，具有极强在战斗力。

宋泽夫声讨旧官府当局大发国难财。他在《从抗日捐到飞机捐》一文中指出“清代有吏皆污，无官不贪，而到了民国时代，却是做梦也没有打算，如今党国时代，号称‘忠实同志’的那班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还是‘萧规曹随’的‘如法炮制'下去，或许‘殆有甚焉’！”

接着文中又列举了当局中饱私囊的数据，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当局大发国难财的罪过。然后又用反语讥讽道：“索性飞机捐多征二十倍，使大家公开润泽一点，于国家无损，于私人有益，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激愤之情，力透纸背。

在《猫与狗和渔翁》的文章中，宋泽夫又用了十分形象的比喻，把反动的贪污官吏比作看守在“滚热的鱼”旁的“猫翁”和“狗翁”，长此以往，在“不久将来，就要起‘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的恐慌！”他热情地期望能有“一确能管理款产的渔翁”来取代这些贪官污吏。

他特别热爱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仇视日本帝国主义。

他与陈毅一见如故，相处甚洽，并坚定地说：“我相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1942年春他被俘，在日本侵略者的严刑和利诱面前，他怒斥强虏，横眉冷对。日寇问他为什么要帮助新四军时，他正言厉色地宣称：“我赞成他们抗日，同情他们除奸。若不是新四军做我们的救星，我们老早做亡国奴了。焉得不崇拜他们！信仰他们！

在敌人刺刀下，他公开表示：“谈到我是党员，我实在不够资格，不过我的生平意志，则愿学习他们罢了。”

这些语言，掷地作金石声，反映了这位爱国老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他虽然身陷敌寇牢笼，但毫无惧色。他痛恨日本侵略者“以华治华”，组织伪政权，“以战养战”，到处抢掠等险恶手段。他声色俱厉地谴责伪军：“和平军，匪军也！到处奸淫掳掠，正是我们所应除之大奸。”“我只听说，和平军有几句俗套话，‘要得发，望出发；出了发，有财发。’”翻译要他改口，他不畏强暴，决心以身许国，再三声称：“杀头现成，改口不能”。反映出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具备的高尚人格和优秀品质。当时，好多人称他的《被俘记》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一曲感人肺腑的“正气歌”。

宋泽夫先生是一位爱憎分明，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是盐阜地区老一辈知识分子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他总是站在时代洪流的前面，站在人民和正义的一边。在抗日战争中，站在斗争前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的道德文章将永垂后世。

潘克烈士传略

（1916 ~ 1941）

潘克，这个闪光的名字，一直在盐都区广大人民

中间流传着。他的革命热情和音容笑貌，至今还铭刻

在与他患难共处的战友们的脑海中。

潘克，1940年时，年龄25岁左右。他长方脸型，耳大唇厚，皮肤黑里透红，面孔威武严肃，两眼炯炯有神，讲话铿锵有力。平时常理个平顶头，喜穿灰色便服，腰系黑色公文布带，身背红须盒子枪。初见时，凛然逼人，不苟言笑，有见而生畏之感。共处几日，方知原是一位淳朴厚道、平易近人，可敬可爱的好领导。

潘克参加革命后，整个身心全扑在革命事业上，从不考虑家庭和个人得失。在盐城县一区工作时，除和当地群众在闲谈中，讲过自己是安徽人，家庭是店员，16岁参加革命，家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外，再没有同别人讲过家庭其他情况和本人身世。为了弄清潘克烈士的籍贯和家庭情况，根据有关同志提供的线索，盐城县党史办的同志曾先后奔赴五六个省市及安徽省民政厅、桐城、枞阳、合肥等县、市的民政、党史部门，寻访了曾和他一道工作过的20多位老同志，遗憾的是，谁也说不清他的故乡及其经历，只是深有感慨地说：“潘克同志是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

潘克，是1940年底随部队东进，来盐城参加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1941年2月上旬，担任盐城县六区民运队队长，率领陈云山、王敬之等十余名民运队员，赴六区高作参加剿匪，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同年5月上旬，为加强情况复杂的一区党、政、军建设，潘克被调至一区任区委书记。

一区位于盐城城郊，历来为军、政斗争之前哨。日伪“大扫荡”前夕，上层人士徘徊歧路，不知何从；地方狐鼠横行，人心惶惶。1941年7月，日伪军侵占盐城、伍佑、龙冈之后，又在一区的中心大孙庄、丁家垛设立据点，企图一举“伪化”全区。不断派飞机到一区上空肆虐，地方汉奸、特务、地头蛇也纷纷出笼，助敌为恶。一区孤悬敌后，潘克不畏艰险，和区长崔济民率领全区干部与区队，向敌伪展开针锋相对的游击战。

1941年9月23日下午，龙冈伪军徐少南部独立团（又叫扩充团）伪军40余人，伙同伪师部王伯明特务营伪军31人，在汉奸蔡士元带领下，直扑潘克住地——龙鱼舍。

下午5时许，潘克和区里6位同志，在杨花河边帮助群众秋收，发现一个东张西望、形迹可疑的小商版，警惕性较高的潘克，将其带至商云家审问。还未及弄清商贩魏六的真实身份，就听见西面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潘克立即出门察看，发现西面先头伪军已窜至距驻地 200多米的柴塘沟边。他急忙报警，其他同志闻讯当即向杨花河东转移。这时，潘克已不能从容撤退，便利用西厨房为掩护，押住魏六从屋后向龙鱼沟隐蔽而退。龙鱼沟岸陡水深，潘克不识水性，紧紧地抓住魏六的衣领，一道沉没河底。

其时，伪军发觉龙鱼舍西南方向有我军枪声，未敢停留。敌人过后，黄炜、商世勋等几次寻找潘克，均未发现下落。25日上午8时左右，商云赶牛车水，发现河中有一绺头发漂露水面，急忙喊人打捞。下水一看，正是遍找不着的潘克。在场的干部群众含着泪水，将烈士遗体抬上岸。区委、区署的同志闻讯赶来，料理丧事。将烈士遗体安葬在龙鱼舍南面的高地上。1971年，潘黄人民公社将他的遗骨与黄炜烈士的遗骨迁葬于公社所在地——大孙庄前面一池塘中央的小岛上，1986年修建烈士碑，造九曲桥，现已成为丰碑翠柏、风景秀丽的烈士陵园。

1946年春，为永远纪念两位先后牺牲的区委书记，县委决定将一区命名为潘黄区，后更名为潘黄人民公社，现为盐都区潘黄街道。 （来源：区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