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集体年代的正二月里，西荡人都要下荡划“膜子草”。年前生产队分过柴草，但毕竟数量有限，各家都烧不到麦秸登场。

划草是生产队组织的，一家去一个劳力，自带筢子、叉子和草腰子，撑一条木船，赶到生产队长指定的草滩。妇女裹着或红或绿的头巾，男人戴顶或单或棉的帽子，风吹在脸上寒意犹在，人们缩着脖子，双手抓筢，排成一行，两人之间相隔丈许，开始划草了。

竹筢子有十一二根齿，碗口粗的毛竹锯成断、劈成片、削成条，在火烤中变成弯钩，做成“筢齿”。十几根筢齿呈扇形排列，中部和底部用竹片夹紧，这就是“筢头”。筢头只有篾匠会做，买回来后，选一根两米左右的细竹竿，刨光节疤做“筢子柄”，用铁丝将筢子柄固定在筢子头上，一把竹筢子就做好了，三四斤重，非常轻巧。

在荡滩上划草，并非竹筢子抵着滩面往后拖拉那么简单，需要使用巧劲。划草人握紧筢柄根部，双脚分开，侧着身子，双臂重复而连贯地转动。先将竹筢子伸向前方，在筢齿落地、反向弹起的瞬间，双手往后上扬并速拉，筢齿所勾到的草叶便随风飘落到后面。紧接着，再将筢头伸到前面，就这样边划边退，等划出一两丈远，“膜子草”由少积多，变成了一条蠕动且翻滚的草龙，竹筢子拉着吃力了，就移到“草龙”后面继续划。

大集体劳动讲究分工协作，划草也不例外。妇女和年纪大些的男劳力负责划草，而壮实汉子专门捆草、挑草。

捆草汉子先将“穰草腰子”捋直平放，再抓着小叉子“掖草”，即以双腿阻挡，将“膜子草”掖成两尺多长、一尺多宽，然后弓着腰，叉柄靠肩，左掌往外推，右手抓住草外侧的叉头，掌叉对称相夹“膜子草”，慢慢抱起放到“草腰子”上。这样反复掖抱了几次，就能系扎“草腰子”的两头打捆了。脾性急躁的人是干不了这活的，因为“膜子草”短而碎，若用力过猛，或捆得不紧，草捆就会散架。

几十个人在一起划草，异常热闹。有说笑话、讲故事的，有扯着喉咙吼歌唱曲的，也有男女之间互开玩笑、追逐打闹的，大家谈笑风生，好不快活。

在一个星期天里，我随家父下荡玩。那天大伙儿划到日升中天，才坐在草捆上吃中饭。有个烟瘾较大的男子汉，忍不住来了个“饭后一袋烟”，抽完后随手扔掉烟头。那天风特大，那烟头点燃了滩上的枯草，顿时火借风势，荡滩上窜出一条火龙……当人们发现时，已来不及救火了。虽说滩边全是水，可滩中失火没水救，人们只得急急忙忙地拎起中饭家伙，撒腿向滩边跑去。那场火，烧掉了大家半天的劳动成果，还有一些衣衫、竹筢子……这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连续划了三五天，各家都分到一大堆草，够烧三四个月。于是，大街小巷、家前屋后都晒着“膜子草”。

西荡人划的是头遍草，那草厚实，因为滩上有柴桩，所以不可能划多干净。于是，一批“东乡人”纷至沓来，他们投亲靠友，天天下荡去划二遍草。那段日子，不少人家住有从“高田上”来的亲戚。直到荡滩变得褐黑一片，再也看不到“膜子草”的影子，这些亲戚才离开西荡。

春花烂漫的日子，草堆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三五成群，在那摊晒地面的“膜子草”上翻跟头、竖蜻蜓，玩得不想回家。星期天，大伙儿就在草堆地上“躲猫猫”，扇“猪肝”，弹玻璃球。有时，分成两拨人，拼命去抢占一个个山丘似的草堆，爬到顶上，手握芦柴“枪”，嘴里模拟着各种声响，“战斗”得异常激烈。如果“局气”好，在草堆旁找到一两只鸡蛋，立马撤出“阵地”，溜到街上，拿鸡蛋跟摆“小摊子”的换糖吃。

到了烧中饭的时候，邻家奶奶拿着草绳编成的网包（即网袋），来到自家草堆拔草。拔着拔着，那草堆轰然坍塌。老奶奶刚从草里爬出，就拍着屁股、声嘶力竭地开骂：“是哪个细猴子做的绝事啊，把这么大的草堆拔个‘对过通’……”。骂声刚起，就有几个孩子撒腿就跑了。

此时，有只大公鸡叫唤起来，于是一呼百应，村庄里群鸡共鸣，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了缕缕炊烟。那一股股烟在微风中氤氲，绕过树梢，朝着蓝蓝的天空徐徐升腾。那画面，宁静、安谧，让人心生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