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后我是高高兴兴去城西小海滩上的红旗机床厂做学徒工的，和弟弟蜗居在建军东路63号郊区乡镇企业局前排办公楼楼梯洞里，一个城之东，一个城之西，两地相距5公里左右。东之为东，西之为西，总是设定一个原点，相比较而言之的。东之相向为西，西之相向为东。村庄里长大的孩子，知道河东、河西、圩南、圩北，他压根不明白一座城市东西南北的由头在哪。建军东路63号，是我第一个明确的可以邮寄的地址，那是希望之东。不知道今天建军东路东到多少号头了，东至何处？街心的大铜马依然矗立，只是街心的繁华依稀偏移裂变，散落在城市的里里外外，向西的小海滩工商华丽转身，成为这个城市又一个地标。精神之西，西乡在故乡。

就在这个秋天的某一天，我还透过沾满灰尘的玻璃窗，看到里面堆满的陈年杂物。那扇斑驳陈旧的门，还能打得开吗？但无论如何，那段狼狈不堪的日子，一直茂盛在我的记忆里：精工2车间小磨床工，工厂两班倒，早班一年四季7点，一年四季磨不完的大小齿轮，一趟磨完了，又是另一趟，一批结束，又来一批，没完没了，永永久久……

那段日子最大的亮色，是我上班后新买的永久26自行车，锃亮、轻便，我视若珍宝。若干年后才听说起汽车是男人的第二个情人，那年我只愿我与永久自行车长相守，也一定会和它的名字一样，永久永久，由东向西，由西往东，骑行在这个城市的大道上。那个很平常的周日，却注定永久难忘，因为我才骑行2个月不到的永久被人偷了，是在建军东路58号的体育馆伸不进脚的公厕围墙外面。去隔壁体育馆广场敞亮的公厕一度是我最乐意的选择，原因很多，去蹭个篮球便是其中之一。走几个三步，如果再秀三两个空筐三分球，就更爽了，有几回快活得都忘了正事直接蹬车去上班了。不过那公厕人流繁杂，卫生状况实在不敢恭维。每每我都是要带几块砖去垫脚的，否则根本下不了脚。砖也不是随手可得的，多半是从墙头上卸下。邻居汪大伯看到我卸下砖块放进车篓扬长而去，总是一脸的愤懑。再看看被我卸剩下的半截矮墙，老头嘴里生气地不知嘀咕着什么。我多次寻思，但总是不得其解。但我清楚，老汪两个儿子都常去一墙之隔的体育馆打球。

那天，我将永久停在围墙外上锁后，还深情不舍地瞥了它几眼。待我再出来看时，我的永久26已不见踪影，刚刚那深情一瞥便成了永恒的告别。之后从建军路到小海滩步行的日子，无论在深夜还是清晨，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被我回放了无数遍。

凭我的直觉，顺走我车子的就是公厕外篮球场上打球的那帮大孩子，他们有人早就盯上了我的新永久。不仅仅是他们，是可能天下随时生出贼心的人。那个年代自行车失窃，特别是新自行车失窃率是最高的。随便顺走一辆，到旧车交易市场一晃，二三百块就落袋了。母亲每天下班必问我自行车搬上楼了吗？见人更见车才放心安心，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贼惦记上我的自行车。贼惦记随时随地，就怕我给贼机会。母亲放心不下的是车，更是我。车子上下班天天要骑，父亲本来是打算到旧车市场买辆二手的，经不住我缠才买了辆新永久26。母亲怕我丢了车不方便上下班，还怕父亲怪罪于我，那可是半年工资啊，6个月实习期还没过又不拿工资，车丢了，又不能不用，谁给你再买辆新的。担心什么，偏偏就来什么。终于被母亲说到了，贼终于来了，车终于丢了。其实，那个年代，只要是个人家，谁家没有丢过自行车呢！何止一辆，那些年我家至少丢过三辆车。

精彩的是骑上新永久，后面驮着个花姑娘，从城东到城西穿城而过，经过东方红桥、登瀛桥、西越河桥，一口气到底不带下车的。骑行2个月，一共驮过几个小大姐，仅仅是一带而过，没有一个成为永久……但这是永远的精神力量和记忆财富，没有这一路上丢丢失失，落花与流水，那段艰涩的岁月怎么生机盎然地熬过来呢！后来我新置了一辆二手加重长征，开启了新征程，跨越了新世纪。

那年冬天，门口汪老伯突发脑溢血，一头栽在残缺的围墙边再也没有爬起来，据说断气前叫了几声祥。汪大伯的儿子一个叫大祥，一个叫二祥。盐城人祥墙读音不分，我似乎明白他常常在嘀咕的啥了。印象中，那个冬天特别的冷，那年《春天的故事》温暖了大江南北，那年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再版。

今天，我居住在城南新生的聚龙湖边。据说，城南的城南，一个更大的湖正在孕育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