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利用周末的闲空档儿，去看望年近八旬的姨父。刚进屋，只见他手拿手机，眼戴老花镜，正与远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读书的孙子视频，便也凑了上去，跟姨表侄寒暄了几句。虽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可视频信号一点不差，图像清晰，音质自然。一旁的姨母告诉我，自打孙子出国留学后，老两口整天朝思暮想，放心不下，姨表弟无奈给他们各自买了一部智能手机，还不厌其烦地示范，手把手地教，直到他们熟悉操作，运用自如。现如今，只要时间允许，爷孙俩总要通过视频，跨越时空，看上一看，聊上一会，思念感、距离感荡然全无。

姨父出生在战火纷飞、缺衣少食的年代，兄妹6人，他排行老大，小时候虽然聪明好学，但由于家庭条件所限，书读得不多，小学没毕业就跟家人一起下田务农。结婚生子后，饱受没有文化之苦的姨父，节衣缩食，勤俭持家，不仅把3个子女拉扯成人，还都让他们考上了大学，有了体面安逸的工作。特别是我的姨表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有企业，在技术岗位上干了3年多。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使他怦然心动，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率先干起了民营企业，很快步入了良性轨道，成为众多亲友心目中的“大老板”。这不，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儿子出国留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姨父把手机视频玩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让我不由自主联想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信事业发展的巨大变化。30年前，我初到所在镇的报道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学写的一篇《乡下人用上了对讲机》的稿件发出后，没想到竟先后被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新华日报》《盐阜大众报》等10多家国家和省、市新闻单位采用。我想，乡下人用上对讲机之所以能成为新闻，登上各大媒体的“大雅之堂”，关键是因为它的稀罕、它的物有所值。

改革开放初期，乡下连“摇把子”电话都难找到，信息传递都得靠书信、电报等途径，往返周期较长，就连电报也得1—2天。对讲机面市后，先富起来的一批精明农民看上了它的好处，一伙搞经营或办企业的买个几部，方圆几十里内都能通上话。但时隔不久，程控电话通到了农村，乡里人又争先恐后地把电话装进了家。毕竟电话不能随身携带，外出总是不便。好在这时有了BP机，数字的，中文的，只要在国内，都能联系上。可惜，这东西只风行了一两年，就被一种当时管叫“大哥大”的新式“武器”取代了。虽然时价万余元，但一些有眼光的“大款”还是不惜一掷万金，先用为快，图的就是方便、快捷。就凭这“玩意”，足以让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游刃有余、露尽风头。

套用一句已经广为流传的话：“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这几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花个千儿八百的，就能置上一部。而且功能越来越多，既可视频又能聊天，既能上网查信息，又能网上做买卖，万里之外如在咫尺，清晰又亲切，好不快哉乐哉！

从对讲机到电话，从BP机到手机再到互联网，不仅反映了通讯工具的更新，更折射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