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锦森近影

图为高锦森（右一）正向前来公司考察的美国客商介绍蜡模铸钢新工艺。

朱正亚摄

我叫高锦森，今年52岁。当年，我离开家乡龙冈，来到北龙港上班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已从一名大集体农具厂学徒工，成为盐城纽曼铸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30年，我经历了临危受命抵押上岗、率先投身企业改制、重抓铸造调整产品、中外合资新上项目等一系列重大变革，是风雨兼程、汗水浸身、一路欢歌闯过来的。今天的纽曼铸钢，虽然倾注了我的大量心血，但它的成长、发展和壮大，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和培植，离不开北龙港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更离不开党的富民政策这一阳光、雨露的沐浴和滋润。

创业是艰难的，途中免不了身陷困境时的困惑与迷惘、坠入泥沼中的挣扎与拼命，还有折腾商海里的呛水与辛酸。但创业也是快乐的，它让我在改革浪潮中收获喜悦，在百折不挠中养成健旺的龙马精神。

16万元，押回一个“烫手山芋”

1973年冬，因为我是城镇户口，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招工，被安排到当时的北龙港公社农具厂做工人。那时，从龙冈到北龙港，可以说是“从东天到西天”，只有从水路乘轮船，下午点把钟就上船，要到太阳落才能到厂里，几个月才能回去一趟。我的师傅手把手地教我，我也非常珍惜这份工作，没过半年，金工技术就在厂里上数了。到了1977年，领导见我工作认真负责，就让我当上了金工车间主任，成了全厂最年轻的一位中层干部。

计划经济时代的北龙港农具厂，虽说是个厂，其实也就是以生产农具为主的小作坊，后来为各大队的柴油机、拖拉机加工小配件，再后来就生产脱粒机，曾风风光光、红红火火过一阵子。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开始转型，乡镇企业逐步崛起，市场一天一个变化，我所在的农具厂因为产品单一、管理松散、设备陈旧、技术低下而举步维艰、陷入低谷。1993年春天，厂里已是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几乎瘫痪，工人们人心涣散。为了扭转局面，北龙港镇党委、政府决定，对农具厂实行公有私营改制，要求接标人以全额抵押的形式竞争上岗。这一苛刻的条件，使许多想接手的人望而却步，谁也不愿意来接这个“烫手山芋”。那时，我正在龙冈老家休假。平时相处得非常好的厂干部和工友就纷纷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希望我能接这个“烂摊子”。我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不能让大伙儿失望，就毅然租了一辆车子，赶到镇里参加竟标。在当时，这16万的标底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没有钱怎么办？我就拿出自家的房产、家电、家具做抵押。再不够，就拿亲朋好友的房产凑。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我说，这个烂摊子谁都没法收拾，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千万不能自找苦吃，睁着眼晴往火坑里跳。可我没有动摇。我回答说：“我在这个厂里干了20年，不能眼睁睁地看它就这样垮掉，只要你们支持我，大家齐心协力，这个厂还是有救的。”当天，我就与镇里签下了合同。

走马上任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生产秩序上，一有时间就跑车间班组，与大家谈心，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帮助我为老厂“把脉”查病。我知道，凡是工人们反响强烈的问题，就是我今后引以为戒、重点整治的地方。同时，我又组织技术骨干到兄弟单位去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半个月后，我召开了第一次全厂干部职工大会，宣布了“拢人心，向团结要效益；抓改革，以管理出效益；抓项目，用新品增效益；抓销售，同市场争效益”的工作思路。后来大伙儿说，原本不善言辞的我其实挺会煸情的。我那天讲的话，句句说到他们心眼里，说得他们心里暖烘烘的。

说干，就得大刀阔斧地干。要干，就得真刀真枪地干。这，就是我的性格。我晓得，管理是企业成长的生命力，市场是企业生存的命根子。于是，我就从制订规章制度入手，对人事、工资等敏感问题动起了大“手术”，把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推到了管理前沿，对工人实行按件计酬、超额重奖的结算方式，原来死水一潭的农具厂从此“动”了起来。那年，我抓住柴油机市场行情回升的机遇，多方筹资80万元，新上了一条柴油机飞轮精加工生产线和一条柴油机水箱生产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月产飞轮超万只、水箱2000只的生产能力。我又带着供销人员跑盐城、到扬州，带着样品去江动集团、扬州柴油机厂等大型国有企业谈协作配套项目。当时，周边生产柴油机零部件的企业很多，可以说是“强手如林”，谁不想与这些国营大厂合作啊，小船靠大船，那多稳当啊。一次谈不成，我就去第二次、第三次，一连去了十几趟，才把协作配套生产柴油机零部件的合同签到手。从此，厂里的经济效益一天比一天好，工人的脸上也有了久违的笑容。他们没想到，当年的“烫手山芋”，如今却成了我们的“奶油蛋糕”。

1998年5月19日，北龙港农具厂又在全镇率先实行了股份制，企业更名为“盐城市鑫森机械有限公司”。48名股东共认购股金2060股计61.8万元，我自己认购股份占20%。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全体股东以全票推选我为公司董事长。有了充足的周转资金，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拓展市场份额上。时间只过了222天，到1999年3月26日，公司召开了股东年会暨股金分红大会。会上，股东共分配红利14.41万元，每股收益率高达7.91%。一些原来带着试试看心理认购的股东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改制前，企业年销售不足500万元；改制后，当年就突破了千万元大关。

铸造加工产品的利润，本来就是“针头上削铁”。2003年，我们却遇到了生铁、焦碳等原材料不断涨价，而飞轮、水箱加工费却分别下降3%和5%的困境。怎么办？那时，我日夜睡不着觉，就想办法积极应对。首先，我抓精兵简政，把13个科室裁减到6个。这一裁减，工作效率提高了，非生产性支出也降低了。过去，厂里一直使用的是“冲天炉”，电能、焦碳消耗高得惊人，我就通过降耗节能这招来挖潜增效。一方面，组织人员对炼炉进行技术改造，把电能、焦碳消耗一降再降。另一方面，与各生产车间签订了节能增效责任状，把迫降报废率作为主要考核、奖赔指标，实行全奖全赔。奖，上不封顶；赔，下不包底。以往铸造车间的产品合格率一直徘徊在70%左右，落实全奖全赔责任制的当月就达到了97.8%。我还带着科室人员搬飞轮、运水箱、扛焦碳，一年就为公司节省货物搬运费达15万元。年底，公司实现销售2630多万、技改投入500万元、纳税131万元，纳税额占全镇工业企业的70%以上。

“西乡人”，引来一群“西洋人”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进程加快，这就给我们这些依靠大企业生存的协作加工单位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挂靠大企业固然有许多好处，但总有一天有“断炊”的可能，至少这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市场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要坚持“多条腿走路”，即使“东方不亮”，但我还有“西方”呢。

2000年，我拿定主意，调整产业结构，在努力巩固柴油机配件加工协作关系的同时，下决心抓技改扩能，组织力量研发新产品。从此，我就走上了招商引资、寻求合作之路。通过合资、独资、联办等方式，先后推出了为全胶柴油机厂生产缸盖、为兴动公司生产小飞轮、为中意合资马佐集团生产纺机配件等一批高新产品项目，企业注入了活力，发展越来越快。

2001年，我投入150万元资金，兼并了本镇倒闭企业铸钢厂，不仅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和能力，也较好地完成了企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2004年3月，我的心路更大了，又盘算着怎样跟“洋人”合伙办企业。有一天，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个可靠消息：作为全球知名企业的美国纽曼公司，因企业发展需要，正在中国寻找铸钢阀门系列产品的生产合作伙伴。于是，我在盐城一客商的帮助下，立即赶往该公司驻中国的办事机构，全力以赴争取这一合作项目。小企业与大公司谈合作，谈何容易啊？但我有个脾气，认准了的事，非做不可。没想到，这一谈，就谈了两个多月，终于与纽曼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当年9月，投资上千万元的盐城纽曼铸钢有限公司落户北龙港。揭牌那天，“西乡人”迎来了“西洋人”，老百姓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抢着要看美国人到底长得怎么样，工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这是北龙港镇当年引进的最大项目，也是北龙港镇有史以来引进的第一个外资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但解决了近200名剩余劳力的就业问题，而且每年为全镇财政收入创收200多万元税金。

此后，美国纽曼公司中国区总栽迈克先生多次率领美孚公司的专家到北龙港考察，对纽曼铸钢的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管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不是我做梦都想的好机会吗？企业虽然连续不断地获得辉煌成就，但我不能保守经营，而是要抢抓机遇，进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2006年，我又将目光投向纽曼铸钢公司的技改扩能上，准备再大干一场。我与美国纽曼公司中国区总栽迈克先生一谈即合。没想到，由于多种原因，美国纽曼公司总部却迟迟不同意签定协作合约。镇主要领导得知情况后高度重视，他们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镇党委书记陈霞、镇长陈镖陪我一道跑北京、上海、盐城，先后6次与美国客商接触、洽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跟踪谈判，总投资达1.1亿元的项目终于在2007年12月予以立项，并隆重举行了立项仪式。此后，我在北龙港镇工业集中园区内征地40亩，首期投资6500万元，准备启动工程建设。

2008年8月20日上午，北龙港镇工业集中区人山人海，我们隆重举行盐城鑫森合金科技有限公司（纽曼二期）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区委副书记、区长崔浩，副区长陈卫红，区委常委、人武部长商颖，美国纽曼公司中国区总裁迈克，纽曼公司盐城制造集团总经理瑞鑫都参加了开工仪式，并亲自为工程奠基培土。镇三套班子成员，村居、单位负责人也赶来了，有近千名群众赶来看热闹哩。这个项目建成以后，每年可以形成税收800万元，同时能就地转移400多个劳动力。

有人对我频繁上项目、搞合作的做法不理解，认为我能保住鑫森的辉煌就足够了，就是每年赚上几千万，又能摊上你老高几个钱，何必自找苦吃、自寻烦恼？每每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总是一笑了之。因为我明白，我已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北龙港三万六千人民的了。

“半子”女婿，挑起一副“儿子”重担

俗话说，女婿如半子。我爱人是北龙港镇风南村桑杨庄人，我自然是风南的“半个儿子”了。风南村的情况，我了如指掌，那里交通偏僻，经济落后，村民收入低，绝大多数人仅靠种几亩田过日子。2003年9月的一天，镇党委一纸任命，让我担任风南村党总支书记兼工业支部书记。我觉得，虽然没有在较短时间内让风南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能力，但能为爱人的家乡做点事，也是理所当然，于是，我什么也没说，当天就走马上任了。

风南全村没有一爿厂，村组干部都不懂得企业管理，我深知镇党委把我任命为该村“双强”型书记的良苦用心，更懂得带头富、带民富是一个共产党员、人大代表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连续5个晚上分别召开了村组干部、共产党员和村民代表座谈会，请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同大家共同谋划村里经济发展思路，由始至终认真地听、不停地记。我晓得，要出色完成党委交给我的任务，要想取得村民的信任，说大话、说空话是行不通的。我就同村组干部商量，先将村里贫困家庭的87名劳力安置到自己的公司上班。同时，提请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拿出80万元资金，在风南村投资兴办了一个小型铸造加工企业，并将3名比较年轻、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工作能力的村组干部安排到公司挂职锻炼，学习企业管理知识，为发展村办工业培养管理型人才。

通过几年的努力，凤南村不再是以前的困难村，村务管理渐渐上了规矩，村集体的积累资金也渐渐多了起来，老百姓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人均收入普遍提高。几年来，该村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自来水使用率、有线电视进组入户安装率等均在95%以上，新农村建设起步良好，凤南村因此也多次受到上级表彰。2004年底，村里实施灰色化公路工程，却拿不出资金，我就发动村组干部和党员捐款捐物，自己带头拿出了6万元钱，及时解决了公路建设的资金困难。

我认为，能够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是一种快乐。从2003年到2007年，每年春节，我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6000元，为村里27户特困户和69位“三老”优抚对象购置年货，帮他们度过年关。2006年8月，凤南村贫困户胡林的儿子考取了西安科技大学，却因家境贫寒而无钱上学。我在得知消息的当天晚上，就把几千元钱送到小胡家中，解决了小胡的燃眉之急。当我看着小胡那张兴奋激动的脸，全身心地浸透在快乐之中。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积极动员和组织企业职工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公司共募集善款15600元。2008年5月23日下午，我将这汇聚着公司全体员工爱心的善款和我自己捐的10000元现金一并交到镇民政办公室。回家后，我将我捐款的事告诉了我爱人。平日里不善于言辞的她顿时一改常态：“人家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我怎么能不尽点心意？”我听了呵呵大笑：“那你就捐5000吧！”“不，夫娼妇随，你10000，我也10000。”我会心地笑了，并陪爱人一起骑着自行车去捐款。

回头看我走过的30年，我虽为北龙港经济发展做了一点事情，但党和人民却给我了很高的荣誉。多年来，我先后当选为镇、区、市人大代表和镇、区党代表，并多次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企业家”。2001年至2007年，我连续七年被北龙港镇党委、政府授予“十佳共产党员”和“经济建设功臣”称号。

这30年，我的成长历程浸湿了汗与泪、荣与辱、喜与悲，也赢得了掌声和鲜花。但我深知，我遇到了一个好时代，拥有了一个好环境，更多亏了党的好政策。我唯有在新的起跑线上奋力前行，再创新辉煌，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对我的厚爱，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