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鼎臣(1630-1679)，字式九，号海峰，盐城城厢（今盐都区马沟）人。17岁中秀才，后补廪生。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考中举人，授内翰林秘书院中书舍人，被选拔入京都，继登北闱贤书。先任户部主事，后转任兵科给事中。这给事中虽只是个七品官，但就是那些爵位至重的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与之见面也得行拱手之礼。从明代起，政府各大衙门，都分设在京城各处，惟独只有内阁与六科的公署设在紫禁城里头。一进午门，往右进会极门，是内阁；往左进归极门，是六科廊，由此可见六科言官的地位。当时有个叫杨雍建的兵科给事中，曾一日上九疏，以敢谏著称。薛鼎臣则与杨雍建齐名。由于他刚直敢言，名震朝廷。相传有“薛给事上朝，地动山摇”之说。国子监司业曹厚庵曾以“国士”称待他。

薛鼎臣的奏疏直陈时弊，把惩治贪污作为第一要务，竭力主张“杜贪源而安民生”，“求生财之法，必以理财之先；求理财之法，必以清弊窦为要”。所上“停察荒以安民生，筹军饷以勷枢务”等言皆为治国要领。他提出的安抚流民，禁止游手好闲，普查人口，照例征收商贾税金，劝导农民种桑养蚕等主张均为朝廷所采纳。

薛鼎臣任户部主事时，接触到了各省报来的奏章，他又经常去各地微服私访，了解不少现实社会的弊端，掌握了不少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的卑劣手段。顺治十六年，他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疏，疏中写道：“今日而求治平，莫不以惩贪为第一要务，顾所以惩贪之法，有挈其纲领而惩之者，有列其条目而惩之者……”奏疏指控永宁知县章平事、濮州知州钟玄超、临颖知县熊启良等贪污受贿的罪行。其中河南永宁知县章平事，假借劝垦之名，将每个壮丁多报四亩垦荒地。全县有3525名壮丁，共虚报垦荒地140公顷，并且一切差徭按实地征收。老百姓怨声载道，背井离乡者比比皆是。薛鼎臣力主追查的主张得到皇帝的支持，并使这批贪官得到了惩治。

薛鼎臣认为，朝廷虽制定了惩贪的法律，其中也有行贿十两白银就处以流放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贪官在台上，老百姓有话不敢说，加之官官相护，贪污行贿之事屡禁不止。他在奏疏中，还列举了贪污者的种种手法：一、私报大户。即夸大老百姓的富裕程度，稍有一点余钱的人家，就被称为“大户”，一些地方官便打着朝廷政策幌子，千方百计地对这些“大户”进行敲诈勒索。有的借口漕粮没有完成任务，有的借口库银催征不足，命令地方里甲小官签报大户，责令这些“大户”交米交银。被报成“大户”的无可奈何，只好暗里送钱，请求宽免。二、私报当月。即地方一些贪官，视老百姓经商为公共之物，恣意取货，于是商业的各行各业之中各派一店以当一月，在这一个月中，任凭该地文武大小衙门要取货物。他们有的取货不给钱，有的给钱很少，于是店家折本，只好倒闭了事。三、私索常例。即在官定正额钱粮之外，一些贪官污吏，巧立名目，另行索取。每征收一石米，国库掌印官收取常例一二钱银子，助征人员收取常例七八分银子。下面催交的差役亦收常例，名曰“红票”，掌柜的“小秘书”亦收取常例，名曰“官钱”。老百姓既苦于完公粮，又疲于缴私费，结果正额钱粮完不成，遂成拖欠。四、私罚赎银。即老百姓有诉讼事，不论原告被告，或罚修城楼，或罚修城墙垛口，或罚修学宫，或罚修衙舍。每罚一处，一般为白银百余两；被罚的人，不得不凑足银两送给他们，然后批免。诉讼的事办完了，百姓还得另交赎银。这样办理诉讼的人，十有八九得到好处。薛鼎臣建议朝廷，凡此积弊，朝廷应命各抚按大臣，通知各州县，监立木榜，永行禁革，以杜贪源。

顺治十八年，薛鼎臣因弟弟荩臣病逝，请求返归乡里孝养父母，获淮。在乡里，他且耕且读，凡于地方有益之事，皆尽力而为。传之后世的著作有《海峰疏草》。康熙十八年（1679年），薛鼎臣病逝，终年50岁。

（本文主要参考《盐城县志》及杨文亮、周彩根著《盐都清官故事选》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