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先生做客《朗读者》，深情讲述自己的父亲。

父亲和《草房子》中的桑乔

《草房子》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你们完全可以将作品中的男孩桑桑看成是我，而将那个叫桑乔的小学校长看成是我的父亲。《草房子》承载了我许多童年记忆，是我记忆的码头上存放的一笔最重要的财富。作品中桑桑与桑乔的父子情，便是我和父亲情感的真实书写。写它，我有一种沿着宽阔的父爱之河顺流而下的感觉，这是一次感情复活，一次感情回放，也算是我对这种感情的膜拜、深深敬意和纪念。

父亲创造了我的写作史

我的写作兴趣、写作能力与父亲密不可分，是他创造了我的写作史，没有他也就没有这样一部只属于我的写作史。他的作用确实无法估量。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写小说的人必备本领就是他得有一种出色的说事能力，用行话讲叫“叙事能力”。这个能力与父亲有关。我父亲在那个地方有着崇高的威望，这是因为他一生与人为善，他执掌的学校给那个地方带来了极大的荣誉。还有，就是他非同寻常的说理能力。童年时，我就能感知到父亲在用道理征服人心之后的那番快意。母亲评价父亲的说理能力是：能将打谷场上的石磙说得自己竖立起来。而父亲的说事能力更令我着迷。父亲的外号就叫“小说家”。他一旦出现在人群中，马上人群就向他围拢过来——围拢过来是要听他说事——说故事。他说故事，不加任何表演，神态自若。完全凭借语言的力量、细节的力量、故事起承转合的力量，还有故事中暗含的道义的力量。我记得许多故事，他已经说过许多遍了，但人们还是听得兴致勃勃。我后来写小说，许多素材就是来自他当年说的那些故事。

父亲让我有了进北大的机会

父亲、北大，北大、父亲，于我而言，都恩重如山。是父亲让我有了进北大的机会。当时北大到盐城招生，只有一个图书馆系的名额。招生的王老师，我要一生感激她，是她从我的档案中看到我喜欢创作，并已发表作品，立即将我的档案拿在手中再也不肯撒手。我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一个多月的图书分类法，一天学校通知我转系——转到中文系，理由是我喜欢写作并能写作。喜欢写作，也能写作却与父亲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实际上一路都在罩着我。是父亲让我交上了到北大读书深造的好运。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北大给了我知识，而知识培养了我的眼力，发现从前、发现现在、发现父亲的眼力——这一点太意味深长了。

与父亲的第一次告别

盐城水乡到北京大学，是我人生中和父亲的第一次告别——一次真正的告别。我终于要远去了，甚至可能永远也不能再回到他生活的地方。这一点，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他当然舍不得我的离去，但内心又充满喜悦和幸福。我的离去，无疑也是他所期盼的，他终于看到了他的收获——上北大，在他看来，是这个家的光彩，是他一生的荣耀。他不想挽留，也无法挽留，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让我体面地上路，去远方。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但我知道，分离，告别——告别无处不在，也不必难过，该难过的只怕是无处告别。

父亲对我要求严格

父亲是一个对我要求十分严格的父亲，我吃过他的巴掌，甚至吃过他的棍棒。但我不会像今天的孩子去记仇，因为那时候的舆论没有教会我们去记仇，而是恰恰相反。如今回头检点自己，依然会心悦诚服地说：该打，不打完蛋！是父亲将我打到了正道上。时代不同了，对打的定义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的个人感受，无可宣扬。当然，在父亲的教育韬略中，棍棒并非是日常选项，也不是主要选项，只是到了非棍棒不可时，才使用，用一回是一回。当然，父亲根本影响了我人生的，肯定不是棍棒，甚至不是言传，而是无时不在的身教。与人为善、扶危济困、宽容大度、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积极向上……这一切，也许我并没有全部做到，但父亲教给了我。

告别父亲

1996年10月17日，我突然接到了大妹夫的电话：“爸爸突发心脏病，在剧烈地疼痛中。”家里人想叫救护车带父亲去城里接受治疗，但是想让我拿定主意。我以为从镇上去城里的路很颠簸，怕父亲吃不消，就决定让父亲在镇上接受治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父亲亲自在电话里叮嘱我，“我会好起来的，你不急着往家赶，你写你的东西。”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拉开门正要回家，接到了电话。那边一片哭声：“爸爸他走了。”

我至今想不起来自己是乘什么交通工具回的家。只记得从县城到乡村的公路已经修得非常平坦了。

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人家都说，曹文轩是个大孝子。”

告慰父亲

在得知自己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第一时间，当我将电话打给妹妹时，她说，我们已经买好了鲜花，正准备去乡下的墓地。对于一次从此阴阳两界、两处茫茫的诀别，活着的人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大概就是能够遵循逝去者一生的心愿，好好地活着，完成甚至扩展他的心愿，以告慰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