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是一个不慌不忙不快的国度。从“慢工出细活”“慢慢来，不着急”“马儿啊，你慢慢走”这些语言中都能看出来。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效益”的观念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改变了国人多少年来的传统观念，许多人的性子似乎一下子变急了，变快了。

工作节奏变快了。媒体上曾经报道过一个“拼命三郎”式的小伙子，一人打了三份工，一天下来，几乎没有多少休息时间。

学习速度变快了。有个60多岁的老人，利用十年时间争分夺秒地参加自学考试，一人拿回了八、九个文凭，成为“文凭大王”。

行走时间变快了。有的人骑着电动车，只要一上大街，就像上足了发条，高速、超车、闯红灯，好像在拍一部警匪追捕片。

有的地方建楼工期变快了。南方某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创造过一天盖一层楼的高速度。

还有一些人的物质欲望周期变快了。找了工作想买房，买了房子想买车，买了房子车子又想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而经济实力一下子又跟不上，于是产生了焦虑不安的情绪。

我认为，作为一个曾经被称为“东方睡狮”的国家，有了快的意识，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一位伟人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天下的事情是复杂多样的，该快的要快，该慢的要慢，快慢结合，才能恰到好处。在当今世界，在工作上、学习上、创新上、经济建设上，快一点、再快一点是好事，一个民族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但有些事情还是要慢几拍，“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能太快太急，性急容易出岔子。

比如，上街行走不能太快。还是要坚持“一慢二看三通过”。有的人似乎是双重性格，在家穿睡衣踏拖鞋，一杯茶一支烟，一部电视看半天，似乎处于半休眠状态，可只要穿上正装，跨上电动车，就像“蝙蝠侠”穿上行头，非得要来个飞速前进不可。我曾在马路上看到两个六七十岁的老者骑电动车快速行驶，结果迎面相撞。还好，刹车及时，两人虽然跌倒却没有大碍，还精力充沛地相互指责。严格地讲，老当益壮不是指所有的项目老人都能参与，他们这样的年纪应该是注意保养的年纪，不宜再骑电动车、摩托车，还是乘公交比较安全。

比如，建楼建桥不能太快。楼桥建筑大都是百年大计，属于跨世纪项目，一味赶工期，抢速度，弄得不好就成了“豆腐渣工程”。

比如，培养孩子不能太快。有个年轻妈妈，望子成龙心切，希望孩子快速高速成长，让孩子1岁开始学认字，3岁开始学外语，4岁开始学钢琴，5岁开始学国际象棋、绘画、游泳，小孩每天处于“冲刺”状态，活得像个小机器人，完全失去了童心、童趣。

即使是一些需要快的事情，也不能不讲科学，不讲效果，一味求快。那位一人打了三份工的小伙子，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坚持一段时间可以，时间长了，难免会精力透支，难以为继。那个学了八九个文凭的老同志，也没必要学那么多。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学以致用，如果学了不用，我想也没多大意思，还不如学少一点，学精一点，学了能用，这样对个人、对社会更有价值。

为什么一些人凡事都图快？应该有这么几个动因：

认识上的原因。有的人认为如今是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一切都要快起来，于是整天风风火火，马不停蹄。

攀比的原因。有的人，对为什么活着，目的不是很明确。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为了别人活着，很在乎别人的目光。别人没有的，自己要有；别人有的自己一定要有，而且一定要比别人的更大、更多、更强，哪怕自己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纯属摆设。

自私自利的原因。有的人做什么都生怕慢了吃亏，购物要比别人快，上厕所要比别人快，乘公共汽车都要比别人快，要争第一，先抢到座位，连照顾老人孕妇的“爱心座位”也抢。

说到底，这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如果不需要快，也去盲目地求快，不仅不利于家庭不利于社会，而且也不利于个人的健康。一些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人们已经在追求一种“慢生活”，主张“独自去偷欢”，给自己留下空间，留点清闲，独自读书、独自看剧、独自听歌、独自散步，独自在公园望着小桥流水发呆。实际上，国内一些名人大家也早已在践行“慢生活”。寿终时105岁的作家杨绛生前喜欢喝豆浆，爱练长寿操。顶级寿星、《新华字典》编著人之一、活到112岁的周有光每天喝茶、喝咖啡，细细品尝生活。活了100岁的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生活慢而有规律，上午五时起床，七时早餐，餐后看报写作，午后小睡，傍晚披阅两三种晚报，晚上七时晚餐，九时睡觉。他常对人说，养生之道无他，唯“平心静气”而已。活到96岁的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的养生之道干脆是“不着急”。

由此看来，要真正掌握人生幸福的钥匙，还是要懂一点快与慢的辩证法。